原创世语君中国报道世界语新闻前天

5月22日是“生物多样性国际日”（或译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世界语为“MondaBiodiversecaTago/InternaciaTagoporBiodiverseco”。

原本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InterkonsentopriBiologiaDiverseco，简化为Biodiverseco-Interkonsento）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确定在生物多样性日之前开幕，但是目前这一大会被推迟到10月。而《生物多样性公约》与生物多样性日有着密切的关系：1988年11月，联合国环境署（MediprogramodeUnuiĝintajNacioj）召开特设专家工作组会议，专门探讨制定一项关于生物多样性的国际公约。1992年6月5日，联合国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会议期间，工作组制订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协议文本》开放签字，获得通过，于当年12月29日生效。1994年11月，签署这项文本的所有缔约国在巴哈马召开第一次缔约方会议，会议中建议将公约生效的日子，即12月29日，定为“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但是，各国十二月都已有众多节日，为避免冲突，2001年5月17日，根据第55届联合国大会第201号决议，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改为每年5月22日。

生物多样性日每年都有一个主题，根据联合国环境署，2021年的主题是“我们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该主题是为了延续去年“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主题，提醒人们生物多样性仍然是应对若干可持续发展挑战的答案。

生物为什么会影响到

同一环境中的人类语言？

生物多样性从根本上说是自然生态系统由简单向复杂不断演化的结果。它在基因、物种、生态系统内部所形成的复杂的互补关系，有助于物种的保存和优化。而人类本身正生活在这样一个多样性的环境之中，我们所说的语言正是反映了这个世界，反映了我们周遭的环境。

关于生物变化对语言的影响，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例子：

茭白（世文：zizanio）是一种原产于南方但在北方也逐渐普及的蔬菜，我们常吃的嫩茎洁白柔软，口感甚佳，但是似乎很少人知道，人们食用茭白的历史只有一千年左右，但是它出现在我国古代文献中的时间却是在距今两千年前！

定型于战国时代的古籍《周礼》中记录：“凡王之馈，食用六谷”，即：帝王膳食主食用六谷，稌、黍、稷、粱、麦、苽。苽就是菰米，也就是茭白。

菰是禾本科多年生宿根水生植物，它和稻谷一样能够开花结果，实粒棕黑细长，就是“菰米”，直到宋代都是常见的口粮。《西京杂记》中记录：菰之有米者，长安人谓为雕胡。李白有诗句说道“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

而“米饭”之所以变成了“下饭菜”，是由于一种黑粉菌作祟：我国太湖流域栽培菰米，一年可以采收两季，每当夏秋温度适宜萌发出花茎，若受到黑粉菌寄生，植株下部茎节细胞会增繁膨大形成“茭白”。

出于对产量和采收能力的考虑，寄生黑粉菌失败的植株（也就是仍然能够产生菰米的植株）会被农民淘汰掉，于是，棕黑细长的菰米以及用它做的雕胡饭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取而代之的是白白胖胖的茭白。

据说，网购可以买到的所谓“松针米”“苏比利尔野米”“冰湖野米”，其实就是菰米。

苽/菰米（雕胡饭）→→茭白，这是一道清晰展现语言变化过程的链条，它的背后是生物的变化，再加上人工的选择。试想一下，如果黑粉菌再“凶残”一些，导致菰米完全消失，我们民族的记忆是不是就因此改变了？

我们之所以能够认识到这种变化过程，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能从文献古籍中考证出来记录的文字，也是因为仍然还有野生的菰米存在，让我们更能直观地观察到。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文字，仅靠口头语言记录文化的民族，尤其是人口较少、小范围聚居、高度依赖自然环境的土著民族来说，一旦周遭的生物发生改变或者消失，想要“找回”关于这种生物的记录、概念等等，就比较困难了。

关于生物多样性对语言的影响，有一个专门的知识“生态语言学”（Ekolingvistiko），主要研究“语言生物多样性”（Lingvabiologiadiverseco），即生物多样性下降与语言多样性下降之间关系的主题。专家认为，植物群、动物群的丧失以及生态系统的破坏不仅仅是物理上的损失，所有这些还意味着文化上的破坏，例如土著人民丧失其知识体系、文化、语言和身份等。

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和保护国际基金会的相关研究人员发现，世界上那些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地区，也包含更多的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

和语言多样性相辅相成

语言不仅是人们传播和交流思想的工具，而且是一种文化传统，一种文明的载体，它自身也是这种文化和文明的一部分。因此，保护语言的多样性对人类文明的传承和发展有着十分的重要意义。

从人类现在已知的几千种语言来看，每种语言都有非常悠久、非常丰富的传统和历史。它们记载了自己民族的发展历史，记录了这一民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智慧，记录了物质和非物质文化产品——与所有生物存在一样，每种语言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即使是人造的计划语言如世界语，也是如此，它从诞生至今，在短短的一个多世纪内就派生出一种独特的世界语文化。世界语产生了自己的文学作品、歌曲和电影，反映着百余年的社会发展。一种语言消失，并不是一种工具失传那么简单，而是一整套文化信息、知识信息与地方智慧的凋亡。

从社会环境的角度看，一个人出生并成长在什么样的语言环境中，自然就能学会这个环境中的语言，并接纳与此相关的文化背景。也就是说，我们在童年时代听到和学到的语言，是把这种语言所代表的文化刻印在我们心灵深处的媒介。每一种存在着并被使用着的语言，都能满足其使用者的社会和心理的要求，都为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自然环境，尤其是传统栖息地的退化将引发文化及语言多样性的流失，而新研究表明，语言的消亡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也有消极影响。

这是因为，很多高度依赖自然环境的土著社群对自然界有一套精密而复杂的分类系统，反映着他们对当地环境的深刻理解。这部分环境知识与该族群的口头传统及动植物分类方式相融合。

国际上的民族植物学家及民族生物学家认为，土著名称、民间分类法及口头传统对濒危物种恢复及复原活动的成功开展具有重要意义。曾有一项关于秘鲁亚马逊河上游的Amuesha部落的极度濒危语种语言的研究表明，部落语言使用者及知识继承者的离世对作物多样性造成了直接消极影响。

研究证明，如果一方面注重当地社群的参与，另一方面与人类学家及语言学家展开合作，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便能够大大受益。社群能够分享其独特的传统生态知识，而与专家合作则在传统知识与生态科学之间搭建了桥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保护目前尽管并未得到完全使用的传统知识和传播这些知识的土著语言，不仅是对人类文明的保护，也是保护及可持续管理生物多样性的良方。

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杂志2021年第一期呼吁的那样：

扭转局面，正当其时。

Estastempoporturnilataj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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