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来到天涯海角，是今年1月底的一个黄昏，夕阳真是壮观，云彩簇拥在它的周围，尽情舞动着各种姿势,我总觉得不管是什么时候，倘没有了云霓的衬托，天空是多么乏味，就没有那般绚丽多姿。

白天的暑热，已经开始伴着海风消退，因为要慢慢清场，关门，人，出去的多，进来的少，只有“天涯”、“海角”、“南天一柱”那些打卡摄影的地方,还是人头攒动,排成长龙，红彤彤的夕阳.越来越大地沉下去，慢慢，慢慢地。

我早已摆脱拥挤，独自挑了海边一个清净的地方，在一块恰到好处的岩石上，坐下来凝望海的远方，拍了这样一张照片，发了朋友圈，朋友说：“发呆，最好的境界！”呵呵，人心隔肚皮，朋友啊，你哪里知道，我此刻的心，我这表面的“发呆”，就像这表面温润的最南海，看似风轻云淡，好像只有属于他的呼吸，拍着海滩的细沙，拍着千万年前就蹲守在这里的礁岩，而它内部的暗流涌动，都被掩盖在这表面的夕阳余晖里。

你哪里知道，看是平静凝固的我，思绪早已穿越遥远的时空，想起了那时面容秀丽的沈小岑，听到她充满活力的歌声：

“请到天涯海角来，

这里四季春常在，

海南岛上春风暖，

好花叫你喜心怀”。

风华正茂的沈小岑

有句不错的打趣话：“脑子不动，乌珠乱动”，而这张照片上的我，分明是“乌珠不动，脑子乱动”。发呆凝固的外表下，翻腾的全是37年前的事儿，而这一“脑子乱动”，一直延展至今，仍欲罢不能。

人生，是有节点的，就像眼前的南海，有时平静如练，有时风起潮涌，甚至巨浪滔天。37年前的1984年，必然算是我的人生节点，必然算是不平静的一年，必然算是陀螺般飞转、蜜蜂般忙碌、夜不能寐、悲喜交加的一年。

那年，也是春天到来的时候，杭州、河坊街、安荣巷，有人冲进来惊惶地喊，你妈妈在台门口跌倒了，我心急慌忙地飞奔出去，把妈妈扶起来，背起来，颤抖的脚，踏着墙门口残缺的台阶，心情极其慌乱、慌乱到步履不稳，妈妈在背上，在我耳边，用绍兴话喃喃自语:“我呐个会什格套哉？（我怎么会这样？）”。

妈妈羅患乳房癌，是4年前，自己洗澡时摸到的，后来懂了，凡自己能够摸到肿块，大都已经是中晚期，于是在杭州市一医院做了切除和周围组织清扫手术。4年中，一直按医嘱时间复查，癌细泡一直都是0。可4年后，恶魔并没有放过她，最近一次检查说，肺部发现高密度阴影，原生？还是转移？医生说不准，那时还没有PET-CT(一种检查多器官肿瘤分布的医疗仪器)。为了妈妈能够获得更好的治疗，我们租下了上海淮海西路的陪护旅馆，又在三叔、三婶帮助下，请到了上海胸科医院最好的肺癌外科专家吴善芳，在上海空军第一医院，切除了一叶肺。这次无缘由的跌倒，我好像强烈预感到母亲来日无多，我的心被狠狠揪紧了。妈妈，你的苦日子才刚刚要出头呐！

上海外滩，肺部手术前，母亲愁眉紧锁，饱经沧桑的她，准备再一次挑战病魔。

那年我已是《西湖》文学杂志综合部主任，所谓主任，其实是别人不愿管的事情，我们都得管，随着杂志影响日益扩大，人员也增加到14个，都说“一山容不得二虎”，何况那么多“虎”，内部分歧也纷繁复杂，真可谓14个人，14条心。更为奇葩的是，一位老资格名校毕业、老资格名作家、老资格名编剧、老资格名编辑，竟然觊觎连我自己都并不看好的“主任”，也好，这更加坚定了我酝酿已久的“跳槽”抉择，而“跳槽”遴选的契机也在悄然靠近。那时的我，真如同眼前的南海，表面上风轻云淡，内心里早已暗流涌动，“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范仲淹《渔家傲·秋思》）。我何不顺势“跌一跤，坐一坐”，走向更加开阔的旷野。

我多么羡慕现在的老人啊，人人有医保。可那时的妈妈，为照顾我们三个孩子，无奈辞去了工作，是没有“劳保”的，救治，需要花销好多好多的钱，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最亲的人，眼看要离我们远去，我开始大量兼职，发奋赚更多的钱，来挽回妈妈的逗留时间。

《浙江法制报》是第一家向我伸出橄榄枝的单位，沉稳、温和的陈学诚总编约我谈了一次，了解了我意愿后，就开始走商调流程。但当时“成分论”余孽犹存，还在发挥很深的影响，尤其是政法机关，流程走的繁复漫长。

此时经常和老同事童萃斌先生来往的《山海经》杂志总编陈德来，也有意向调我去，《山海经》当时已经创下发行超百万的历史记录，人员却只有三、四个。

这两个单位，我都喜欢，应该“游向海洋”了，或将开启一段新的人生。

我兼职之一，已参与了上海音乐学院学报《音乐艺术》的出版编辑、认识了一些音乐圈的朋友，钱苑、倪瑞林先生最早，柴本山先生和他的上海饭店朋友周炘先生随后，柴先生是个多面手，油画、国画、摄影都很有造诣，周先生是个活跃的“小鲜肉”，与当时许多明星都很有缘分，拍了许多明星的特写。1984年开始，我们一起筹划、协同制作了新年（1985年）的艺术体操挂历，那时印了5万本，白底彩色的艺术体操造型，全开张的特写，下方印有月历，在月历旁印上了彩色赞助商的广告，大开本挂历,可谓风头出尽，除留给赞助商部分以外，余下的马上抢光。可以说供不应求，一“炮”而红。

1984年和油画家柴本善先生留影，那时的我真瘦

上海朋友每次来杭州逗留期间，都会与《》老报人倪元泰先生（当时负责《经济生活报》咨询部工作）相聚，一来二去，大家都熟悉起来，“出门靠朋友”、“多个朋友，多条路”此话在理。1984年春末夏初，老倪和我说，明年元旦是《经济生活报》创刊5周年，正欲筹划一项大型庆典造势活动，采用很时髦的经济责任承包制，创收底价36万，超出部分按比例分配，当时《经济生活报》的广告能人蒋东晓先生没有把握，不敢去接这个烫手“山薯”，“你可以去承包下来？”

36万，现在看来已是“小儿科”。可37年前，万元户都很稀奇，大家工资都在百元以下。36万，就是个天文数字，我开始脑子“乱动”，按当时广告价格，《经济生活报》广告要72个整版，如果套在《西湖》杂志封面、封一、封二、封底，满打满算，需要4年的版面，听听都吓人，虽然工作8年，积累了一些人脉，但要去承包完成这样沉重的指标，还是没有把握的。但眼面前的家庭囧境，妈妈的治疗，需要钱，养家糊口，需要钱，我已被逼到“轧杀弄堂”（死胡同），退无可退，怎么能放弃去搏一搏的机会呢？狗急了也要跳墙，人也是要逼出来的。何况我也看到了很大优势，《经济生活报》创刊5年来，创新了报刊多样性的格局，给当时的报坛注入新的活力，领导满意，群众欢迎，报纸已经很有影响。

主意既定，便找《经济生活报》二把手季阳先生谈合同。冒着很大风险，果断地签了下来。绍兴有句歇后语：“呆（读ai）子不怕車（读jv）”（“傻子不怕鬼”），逼急了，管他的，命运倒逼我，必须做一次“呆子”！签合同时，我既有战战兢兢地悸动，又有“舍我其谁”的豪迈。

接下来的日子，就像陀螺般的忙碌，既要不折不扣做好《西湖》杂志的本职工作，也要做好《音乐艺术》的兼职工作，还要保证经济上必须创收，出版好那第一本唯美的艺术体操挂历，而已经签下合同的我，重点当然必须放在《经济生活报》五周年庆典上来，1984年，注定是个夜不能寐的年份！

打“时间差”，挤出每分每秒，白天除却必须完成的事情之外，我开始按分秒卡住时间，紧张地盘算，主办、协办冠名权，整版、半版、“条头糕”（报纸各版底栏广告）、报花类的广告架构，准备在当时最大的浙江省体育馆（现杭州市体育馆）举行一轮大型演唱会，观众5000人，广告、主办、协办收入费、演员邀请、吃住行支出费、场馆预订费、票房收入费等等都要计算、还新创一种演出票编号，可以当场抽奖的新戏码，和宁波新乐洗衣机厂等厂家联袂设立很诱人的实物一、二、三、四等奖，把公证处人员请到现场，当众摇奖开奖。

“宏图”急急忙忙绘就。没有时间犹豫，没有时间前顾后瞻，就先面后点忙碌起来，告诉所有熟悉、紧密层的企业家，知名的广告大户，广发英雄帖，告诉他们，《经济生活报》创刊五周年将举办怎么样规模的大型庆典。

第二条线，在上海柴本山、周炘先生的帮助下，拟邀请的都是当时红得发紫的沈小岑、苏小明、郑绪岚、张暴默、范琳琳等，北京我自己出马邀请，最后由于种种原因，确定沈小岑、张暴默、董玲、姜昆、常贵田、上海芭蕾舞团等歌舞、语言类知名演员，确认演出档期，演出曲目，计算节目顺序，节目时长。

第三条线，落实浙江省体育馆的场馆落实，票房，安保，公证处监督，在特制的入场券上凭号码摇号对奖。

那时的我，“乌珠”在动，脑子在动，腿脚也在动，白天重点跑赞助单位抓落实，晚上编发广告、排第二天日程。《西湖》杂志的工作已经轻车熟路，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记得那年深秋，《艺术体操》挂历已经进入最后打样印刷，我在《》老楼东面老倪的大办公室，编完第二天的广告版面，排完第二天的日程，已经到了夜宵时间，大家开始一边吃面点，一边开玩笑，我则要赶凌晨三点的火车去上海和印刷厂最后定稿，那时坐绿皮火车去上海需要4个小时，我必须赶到上海，和印刷厂同时上班，确定清样修改、签字。从凌晨1点到凌晨3点，只有2个小时睡眠，回家根本不可能，就裹上军大衣，在老倪办公室的长沙发上，躺下就睡，闹钟一响，骑车赶往城站，在上海印刷厂忙到大约上午9点，再赶上火车，直接赶到金华站，转坐长途汽车到兰溪味精厂，商量整版广告文字、图片和整个活动的一系列费用安排，一切都如行云流水，晚餐酒足饭饱以后，我坐上回杭州的火车，睡得像死去。列车员把我叫醒，才知道已回到杭州，骑上自行车，再回到安荣巷的家，已是公鸡谛明的黎明。

安荣巷的旧屋，阴云笼罩，妈妈在阴影下，小心翼翼地度日如年，我一有空回家，必要挽着母亲的手，去清河坊，去河坊街挑她喜欢的特价水果，有一次，她对我说：“我也没有所（什么）放不落个（了），你们三个孩子都已经成家，都已有了孙女、外孙、孙子”。听着母亲似乎释然的话，我心里只剩酸楚凄苦，怪世界无情、怪病魔残酷、怪妈妈命运多舛！我安慰她：“会好起来的！”但是连我自己也感到我的安慰是那样苍白，饱经沧桑的母亲强颜欢笑了一下，但经历过那么多生死的她知道恶疾的凶险，留恋、无助、无奈。

1984年12月25日，《经济生活报》创刊五周年大型演唱会在浙江省体育馆隆重举行，场内场外，座无虚席，当沈小岑以饱满热情地唱响经典《请到天涯海角来》的时候，晚会达到了高潮，而沈小岑也以此歌，参加了早期央视“春晚”、捧回中国首届金唱片奖。直到如今，此曲还是三亚市的“市歌”。一曲而红，有时候就是这样天时地利人和，我个人以为，这首歌尽管不少歌星翻唱过，但依然只有沈小岑能够唱的那样奔放热情，唱出了三亚的热情呼唤，舍她其谁？

当时红的发紫的沈小岑

张暴默《鼓浪屿之波》传唱至今

我找到沈小岑、张暴默同框的盒带

《西游记》插曲原唱张暴默，后来莫名其妙地换蒋大为，此事引起张的不满

1984年春天，我陪张暴默家人游览西湖

演出丰富多彩，我这里不再描述上海芭蕾舞团的歌舞，热情奔放、张暴默的成名歌曲，引爆全场、姜昆、常贵田的相声，笑声爆棚，因为这些和我天涯海角的凝望并无多少关联。

这次庆典的成功举办，让我结识了许多当时炙手可热的明星，有的至今保持着联系，更主要的是按照承包合同结算，我可以提取1.9万元承包金，也就是1984年底，我已经踏进了“万元户”的行列。当我把分到的钱捧回家，交给老灶台边的妈妈说：“不要省，要多加强营养”时，妈妈说：“留着治病买药用。”

母亲年青时旧照，和侄女有神似

母亲中年时旧照，那张和父亲结婚时的婚纱照文革早期烧毁，怕被冠以“四旧”

也是眼看母亲要被巨噬细胞慢慢吞噬的时候，1984年除夕上午，我直奔中山南路，通江桥边的一个贸易公司捧回了22寸三菱蓝钻，当时最新款的彩色电视机，心想或会让来日无多的妈妈享受一下，转移她悲观绝望的思绪。

也是通过这场庆典的成功举办，《》动议把我调入，毕竟是实力大报，在《浙江法制报》还在磨磨蹭蹭政审时，《》已经把我的档案拿走了。

1985年4月3日，我离开了编外编内共工作9年的《西湖》文学杂志，到体育场路178号报到。母亲愁眉紧锁的脸终于舒展了一下、终于由衷的笑了一下。

但是癌细胞并没有放过她，从肺部向中枢神经发起总攻，几乎在我报到的同时，母亲倒下了，失去了自理能力，大医院把她推出来，通过同班同学薛高姐姐关系而长住的湖滨卫生院也无能为力，不再挽留。我试图通过一切可能救治，什么军用干血浆、什么白蛋白等都用，幻想奇迹发生。但是幻想毕竟是幻想，终究还是破碎了，无济于事、无力回天。人世间喜剧和悲剧似乎都在那一年同存共亡，交织着、缠绵着，让人哭笑不得，透不过气来。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37”年前，坐在“天涯”礁石上，思绪万千，妈妈这个家庭的顶梁柱，1985年8月1日，刚刚满60周岁，撒手尘寰，她操劳了一世，过早地走了，我第一次过早地经历了最重要亲人的死别，第一次失魂落魄。我完全沉浸在怀念母亲的情绪中，《草帽歌》那悠远而深情曲调隐隐响起，默默充盈我的心，我的眼睛湿润了：

MaMadoyouremember,

妈妈你可曾记得

theoldstrawhatyougavetome,

你送给我那草帽

Ilostthathatlongago,

很久以前失落了

flewtothefoggycanyon，

它飘向浓雾的山岙

YehMamaIwonder，

耶哎妈妈那顶草帽

whathappenedtothatoldstrawhat,

它在何方你可知道

fallingdownthemountainside，

掉落在那山坳

outofmyreachlikeyourheart，

就像你的心儿我再也得不到

Suddenlythatwindcameup,，

忽然间狂风呼啸

stealingmyhatfrommeyeh，

夺去我的草帽耶哎

Swirlingwhirlinggustofwind,

高高卷走了草帽啊

blowingithigheraway，

飘向那天外云霄

Mamathatoldstrawhat，

妈妈只有那草帽

wastheonlyoneIreallyloved,

是我珍爱的无价之宝

butwelostit，

但我们已经失去

Noonecouldbringitback,

没有人再能找到

likethelifeyougaveme.，

就像是你给我的生命。

----2021.3.28日凌晨，辛丑清明节前夕，草于水木清华，4.4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