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56年8月，广西民委副主任黄举平来到北京等地参观。在怀仁堂，毛泽东在接见参观团一行人时，握着黄举平问：“你是哪里人啊？”

黄举平说：“主席，我是东兰县人。”毛主席又惊又喜：“我知道，东兰是不是出了个韦拔群！”

黄举平点点头说“是的，我们都喊他拔哥，他在右江地区的威望很高，各族人民对他的印象也很深。”

毛主席叹气道：“是啊，群众们对他很拥戴，只可惜他已经牺牲了。”

韦拔群是谁，毛主席为什么这么多年对他念念不忘呢？今天，笔者便带大家走进韦拔群的故事。

1956年8月27日，在中南海怀仁堂，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广西、新疆、西藏三地民族参观团

在中国南方的桂西大地上，流淌着一条美丽的右江。在千百年来，这条河像是一个伟大的母亲，用宽广的胸怀哺育了千千万万个壮族人民。

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还孕育出了右江革命先驱者、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右江革命根据地创建者韦拔群等中华儿女。

1894年2月6日，韦拔群出生于广西河池市东兰县。

韦拔群的童年，正处于辛亥革命的前夜。由于清王朝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已经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西地处偏远，到清朝末年已经饿殍遍地，盗贼蜂起，景象悲惨。

韦拔群的家乡东兰，地处广西的西部山区。此地不仅人烟稀少、交通闭塞，土地贫瘠。苛捐杂税更是多如牛毛、兵匪豪强横行千里，居住在东兰地区的壮族、汉族、瑶族遭受着难以言状的剥削和压迫。

虽然韦拔群的家庭比较富裕，但亲眼目睹了乡亲们在这块土地上的悲惨生活，心中对这个不平的世道非常痛恨。

韦拔群

1912年,十八岁的韦拔群考入了宜山县的庆远中学。那是桂西地区的一所官办中学，这里学生多是富家子弟，学校空气十分陈腐，对学生的思想控制很严。在这里，使韦拔群感到压抑和不满，没过多长时间，他因抗拒捐资给校长祝寿而被学校开除。

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胜利，推翻了满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这给迷茫中的韦拔群带来了希望。为了探求新的生活，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他毅然离开家乡，来到省会桂林。

韦拔群凭借努力考入了广西政法学堂，但这里同样也蔓延着迂腐沉闷的空气，使得他难以忍受，又一次与学校决裂。

1915年12月,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演出了一幕复辟帝制的丑剧，引发了一场讨袁护国战争。滇军将领蔡锷,在云南、贵州组织招募讨袁护国军。

1916年初，韦拔群变卖了家产，从家乡招募了一百多名乡友，购买了部分武器，领着大伙儿跋山涉水，到贵州投奔了蔡锷的护国军，编入黔军熊克诚旅。

他率部投入了讨袁护法战争，参加了攻打松坎、夺取綦江的战斗。就在他们向重庆进军的途中，窃国大盗袁世凯暴病而亡，讨袁战争宣告结束。随后，韦拔群进入贵州讲武堂学习深造。

就在此时，随着苏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仅震惊了整个世界，更震惊了韦拔群和一批爱国青年军官的心，也让他们看到了新世界的曙光。

韦拔群从讲武堂结业后，被分到黔军驻重庆某军军部担任参谋。不久，五四运动爆发，革命的浪潮涤荡着中华大地，撞击了韦拔群的心弦。

他和一些进步青年军官一起如饥似渴地读着《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学习革命的理论，探索着救国救民的道路,勇敢地宣传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思想。

韦拔群以“愤不平”为笔名,公开发表文章,主张“改革社会”“改革军制”,无情地鞭挞着黑暗的社会和反动的军队。韦拔群的进步思想和行为在军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不久被军部查究，他毅然弃职出走了。

1920年9月,韦拔群离开黔军以后，沿长江而下，到上海寻访孙中山。不巧孙中山刚率国民党本部离开上海迁到广州，他只能去了广州。

当时，以马君武为首的一批广西籍国民党人,正在广州进行推翻桂系军阀陆荣廷反动统治的革命活动。他们在孙中山、廖仲恺等人的支持下，组成了“改造广西同志会”。韦拔群一到广州，就加入了这个组织，并担任了政治组副组长。

马军武

1921年1月,孙中山出兵讨伐陆荣廷，陆荣廷兵败出逃越南。孙中山任命马君武为广西省省长。8月,韦拔群随马君武离开广州回到了广西南宁,先后被任命为南丹、东兰县长。

当时,广西老桂系军阀虽然垮台但大权旁落广东军阀陈炯明之手。陈炯明妄图独霸两广，与孙中山分庭抗礼，致使广西仍处在一片混乱之中。韦拔群痛感国事日非，决意返回故乡东兰。

1921年9月,韦拔群回到家乡东兰进行革命活动。他秘密组织了东兰同志会和农民自卫军，号召当地农民起来“打破不平”“救家乡、救广西、救中国”。

他还组织宣讲团进行反军阀、反土豪劣绅、反贪官污吏、反苛捐杂税的宣传。为了发动当地深受压迫的瑶族群众,韦拔群身体力行，深人到瑶族群众居住的地区向他们讲述革命的道理。

由于韦拔群的大量细致的工作,当地瑶族群众纷纷加入由他领导的农民自治会，同韦拔群一起革命。韦拔群成为广西农民运动的先驱。

1923年,韦拔群领导了中国现代农民革命运动史上最早的一次武装起义。起义军在韦拔群的带领下三打东兰，是进行农民武装斗争的重要尝试,打击了桂系军阀在东兰的反动统治，揭开了右江农民武装斗争的序幕。

百色起义领导人雕像，右一为红21师长韦拔群

东兰的胜利，引起了反动派的不安和仇恨，驻扎在百色的桂系军旅长刘日福,得知农军攻破东兰县城的消息，立即派兵前往镇压，东兰各地的民团也趁机反扑。

在这血火交淬的时刻,韦拔群决定将农军化整为零，撤回原地，分散斗争，东兰城又陷入敌人的魔掌。

就在这时,孙中山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两党实行第一次合作。这给求索中的韦拔群以巨大的鼓舞，他决心再下广州，去找共产党。临行前，他勉励大家说:“强暴不铲除,革命之心不死。”

1924年8月,韦拔群同战友陈伯民化装成商人，深情地望了一眼东兰的山水，告别了家乡的父老乡亲，迎着黎明，踏上了新的征途。

韦拔群、陈伯民躲过广西反动当局的通缉和敌人的重重关卡,绕道贵州、云南，经越南、香港，历尽千难万险，于1925年1月到达了革命中心广州找到中国共产党，进入了彭湃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

彭湃

短短的几个月的学习,使韦拔群的人生发生了根本变化实现了由一个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他坚信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劳苦大众翻身的日子不会太遥远了。

韦拔群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结业后，被中央农民部部长廖仲恺委任为农民运动特派员，同陈伯民一起受命返回广西,组织开展农民运动。

这时，正值云南军阀唐继尧入侵广西,滇、桂军阀在广西大地上展开了混战厮杀，广西政局动荡不安。韦拔群见留在省城很难开展工作，决计再返东兰，坚持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

韦拔群回到东兰后，积极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思想。他乘一只竹筏,到本村附近的小龙潭内，秘密地翻印了从广州带回来的文件，亲自组织一群学生到圩场、村寨搞宣传，同时着手恢复与发展农会和农军。

9月30日,东兰县农民协会在武篆镇正式成立，陈伯民任主任，韦拔群任军事部长。1925年11月初,为把农民运动的烽火在整个右江地区点燃,韦拔群开办了东兰农民运动讲习所。

东兰、凤山、百色、奉议等十几个县的各族农民运动骨干和青年学生共270多人聚集在东兰的北帝岩。

开学的那一天，韦拔群亲笔书写了“劳动、互助、奋斗、牺牲”的校训和“快乐事业,莫如革命”“要革命地站起来，不革命的走开去”等大幅标语，贴在教室里和山洞内外。

近三百名师生在“打倒军阀”的战歌声中举行了开学典礼，韦拔群作了动员报告。他从太平天国革命讲到当前国共合作，从广东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讲到东兰、右江的农民运动的形势，指明了今后的任务。

最后，他说:右江地区是一个富有光荣斗争传统的地方，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反抗封建统治的群众斗争，特别是1851年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爆发的太平天国革命，曾得到右江人民的积极响应。

太平军将领黄十率领的起义军占领右江凤山等地长达三年之久，右江人民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我们今后要潜心学习理论，学习苏联，改造右江。

此后，韦拔群经常带领讲习所的学员，搞演讲、对山歌、撒传单,宣传革命道理，号召劳苦大众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土豪劣绅。

1925年12月,东兰县知事黄守先勾结土豪龙显云、陈儒珍，率县警、团丁好几十人，偷袭讲习所。韦拔群指挥学员以岩洞为屏障，在前洞组织佯攻，从后洞出兵袭击敌人，打得敌人狼狈逃窜。

东兰农运讲习所先后办了三期，共培训学员600多人，学员们一批批返回各地，象革命的火种洒遍了右江两岸，推动着桂西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

1925年11月，周恩来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两广区委在梧州建立了中共广西第一个党支部，党领导下的广西农民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广西南宁开办了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并成立了苍梧、镇南、田南三个农运办事处。苍梧办事处管辖梧州一带，镇南办事处管辖左江一带，田南办事处管辖右江一带。

韦拔群先后担任田南农运办事处副主任、主任兼一路农军总指挥。仅东兰一个县就有农会一百多个，会员达七万多人。农军七个大队，二千多人,其中还有半脱产的常备队三百多人。

各地农会组织广大农民处决了少数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扫荡了地方反动武装，“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响彻了右江两岸。

1926年秋，组织上派陈勉恕担任东兰知县，并派陈洪涛、严敏等人协助韦拔群组织领导农民运动工作。

同年11月，在严敏、陈勉恕的介绍下，韦拔群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他便开始踏上了新的征程。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妄图称霸广西的新桂系军阀，紧步蒋介石的后尘,公开叛变革命，向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挥起了屠刀。

一时间，风云突变，白色恐怖在右江和广西大地笼罩着。桂军军阀在反动地主武装的配合下，出动四个团的兵力，对东兰发起了进攻，甚至还扬言：要在三个月内将东兰农军消灭，将韦拔群等人通缉。

敌军副师长等人在白色、东兰等地坐镇，指挥了这场大屠杀。在这种环境下，韦拔群等人先后的右江等地的奔走，指挥农民军和农会随时和敌人做好交战的准备。

韦拔群披星戴月，返回东兰，率农军迅速转入西山，占据险要地形,准备与敌人进行艰苦的斗争。

西山地势险要，奇峰绵延，幽洞连通，四周层林叠障。面对敌人的进犯，韦拔群把农军化整为零，组成许多精干的小分队，充分利用有利地形，神出鬼没地袭击敌人。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韦拔群率领农军战士，钻山洞，穿从林,打伏击,摸敌营,粉碎了敌人的疯狂进攻，保存了革命的力量，为后来的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

1929年蒋桂战争结束以后，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俞作柏、李明瑞分别担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和第四编遣区主任，主持广西的军政工作，广西的政局发生了新的转机。

1929年夏天,中共中央派邓小平、张云逸等到广西开展工作。党十分重视韦拔群领导的右江农民运动。通过组织的联络和介绍,韦拔群于8月14日专程来到南宁。

1929年夏，中央派张云逸、邓小平等人来到广西开展工作。对于韦拔群等人在右江领导的农民运动，党组织非常重视。

8月14日，韦拔群经过党组织的介绍和联络，专程来到南宁。在南宁，省政府主席俞作柏专门接见了韦拔群，甚至还拨给他三个连的武器装备，调东兰农民军来到南宁进行集训。

俞作柏

8月中旬，南宁召开全省农民代表大会，韦拔群当选为农民协会副主任，此后他便以公开身份从事农民运动

9月1日,中共广西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邓小平传达了中共“六大”精神。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提出了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武装，准备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等方针、任务。

为了准备武装起义，党组织一方面派邓小平、张云逸率领共产党掌握的部队撤向右江的百色、恩隆等地，发动当地群众将盘踞在这里的地方武装和桂军等1000多人消灭。

另一方面，组织指示韦拔群等农运领导人，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右江农民运动，做好起义开始前的工作。

韦拔群遵照党的指示，于9月中旬率三个连的农军，从南宁乘船溯右江返回东兰。回到东兰，立即把带回的全副武装的三个连，扩编为四个连。

趁着形势大好。又先后攻占了东兰的三石、武篆，并消灭了东兰、凤山的反动武装，一举打通了百色到东兰的通路。

就在这时，张云逸派共产党员李朴，到东兰协助韦拔群和严敏加速起义的准备工作，并带人押运大批军械物资，由南宁进入右江。

韦拔群组织沿江农军秘密护航。10月底，全部军械物资安全运到平马、百色等地。同时，由共产党直接掌握的广西省警备第四大队、广西教导总队已进驻百色、平马等地，与右江农军会合。

与此同时，桂系军阀掌握的省警备第三大队也进入右江,妄图联合当地反动势力与共产党争夺右江。

邓小平、张云逸及时识破了敌人的险恶用心，以商谈接防为名，将其头目擒获,而后在农军的配合下，于平马、好坡两地歼灭了这支反动武装。

为使起义部队有广大的回旋余地和巩固的后方，韦拔群指挥的第一路农军,与黄治峰指挥的第二路、黄书祥指挥的第三路农军,同时向整个右江地区的反动派发起了全面进攻，除掉了威胁起义的反动地方武装。

为便于统一指挥，韦拔群率先将他所指挥的东兰、风山农军编为三个团，按正规部队配备了干部。

白崇禧

11月初，韦拔群指挥农军七个连，向东兰城发起了凌厉的攻势，吓得东兰城守敌蜂拥出城，向红水河方向溃逃而去。

寒冬再次降临大地，滚滚右江仍在日夜奔腾。坐落在右江岸边的古城百色笼罩在一片苍茫之中。

百色地处桂西,是一座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的山城。千百年来，这里杂居着壮、汉各族人民。它是右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扼控着云南、贵州的交通要道。这里也是军阀、官僚、豪绅的聚居之地。

就在此时，一场革命的风暴正在这里酝酿着。1929年12月11日，阳光洒满右江，洒满山峦。一阵嘹亮的军号划破了长空，回响在桂西的旷野河谷。

一面绣有“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红旗在百色城头竖立起来了，震撼祖国南疆的百色起义胜利举行。

身穿灰布军装，系着红带子的红军战士迈着整齐的步伐走上了街头。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市民、学生，举着大刀长矛,敲锣打鼓涌进了百色城。

百色起义

右江军民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红七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代表军党委宣布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光荣诞生。

当天下午,右江岸边的另一个重镇平马，也是一派节日的气氛,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在这里隆重召开。

来自百色、东兰、凤山等十一个县的工人、农民、红七军士兵代表隆重集会，庆祝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的诞生，当张云逸、雷振天、韦拔群等人走上主席台时，鞭炮齐鸣，掌声雷动，震荡山谷，响彻云背。

在这万众欢腾的时刻，担任红七军第三纵队司令的韦拔群，激动的泪水在眼框中滚动。这位农民革命家，经过十年艰辛,十年苦斗，梦寐以求的一天终于到来了。

张云逸深深懂得韦拔群此时此刻的心情，深情地说:“拔群，你大概连做梦也在盼着这一天吧?？韦拔群兴奋地点了点头，两人会心地笑了。

1930年2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和右江军事委员会在龙州起义的胜利凯歌声中诞生了。

张云逸（后排左四）等部分红七军干部在陕北

从此，红七军、红八军和左、右江根据地的军民并肩战斗，投入了保卫根据地和红色政权的斗争。

1930年2月4日,桂系军阀突然出动四个团的兵力，在第七军第二师师长李画新的指挥下，分两路直扑隆安，妄图打开进入右江的门户，夺取右江腹地。

敌人重兵压境，红七军投入了紧张的战斗。2月6日,韦拔群率部从平马奔赴隆安，跨过田垌，穿过火楼岭到达城西的虎头岭下，向敌人展开猛烈的反击。

在红七军三面夹击下，敌人开始溃退。韦拔群高举手枪大喊一声:“追!”随即率部将敌人追到雁江边，胜利地完成了战斗任务。

平马之战以后,红七军撤到凤山县的盘阳区赐福乡进行修整。红七军前委决定张云逸、李明瑞率第一、第二纵队向桂黔边界地区游击，由韦拔群率第三纵队留守右江地区，继续坚持根据地的斗争。

5月中旬，红七军挥戈回师右江，6月初收复百色，乘胜东下，收复了田州、平马、恩林等县城，恢复了右江革命根据地。正当正当右江根据地不断巩固发展之时，红七军奉命离开右江根据地，开赴中央苏区。

1930年10月，红七军集中于河地，将三个纵队分别整编为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师。韦拔群担任第二十一师师长，陈洪涛任师政委。

韦拔群将第21师等1000多名精壮官兵补充给即将远征的两个师，几千名右江子弟踏上漫长的征途。韦拔群则奉命率少数兵力返回右江，坚持根据地的斗争。

回到右江，韦拔群与政委陈洪涛一道，将东山、凤山、都安县的常备营和赤卫军补入21师，将部队扩充为两个独立营和四个团。

1930年12月初的一天，红21师在恩隆县乙圩镇召开成立大会，根据地军民上万人参加了大会。

会场内外，村前村后，到处是人山人海,大家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韦拔群在讲话中号召说:“我们是工农红军，一定要打垮任何敌人的进攻，无条件地为工农利益而战斗到底!”

红七军主力北上不久，桂系头子白崇禧令第七军和第四军一部开进右江，占领了百色、奉议等县,向红二十一师和根右江根据地反扑，右江大地再次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

1931年3月,敌廖磊率第七军六千多人，连同土匪民团共一万多人,分四路向东兰、凤山大举进犯，对右江进行第一次“围剿”。

韦拔群面对气势汹汹的敌人，一边组织群众坚壁清野，转入西山，一边将四个团布防，阻击从各地进犯的敌人。

同时，韦拔群又率领西山的军民和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百团让战士化妆成农民监视敌人，晚上进行破坏，与敌人进行争锋先对的斗争。

就这样，凭借高山密林的掩护,在武篆至西山几十里的地域内与敌人周旋，不断地打击敌人。在西山军民的不断打击下，敌人的第一次“围剿”草草收场了。

1931年11月,敌廖磊部又出动八千多人，对西山进行第二次“围剿”。这次，敌人吸取第一次“围剿”的教训，先在西山四周张开大网，尔后逐步紧缩，妄图一口吃掉西山军民。

敌人甚至还扬言：不把韦拔群生擒，也要把他困死、饿死。敌人见路就堵，见山就占，见人就抓,气焰十分嚣张。

廖磊

韦拔群指挥西山军民埋设地雷、竹签于交通要道，组织“杀奸团”分散歼敌。韦拔群和广大军民一起钻岩洞、宿山林，活动在千山万屏之间，还编写山歌鼓舞军民的斗志。

敌人不甘心失败，又于1932年8月纠集近万人对西山实行第三次“围剿”,白崇禧亲自坐阵东兰、武篆“督剿”。

敌人“围剿”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斗争一次比一次残酷。韦拔群面对强大的敌人，从容自若。他发动广大军民拿起刀枪棍棒与敌作战,到处设下陷井,埋下地雷，打得敌人情绪沮丧，人心涣散。

白崇禧一边增加兵力进行“围剿”，一边设计收买叛徒，密谋策反。随着战线的延长、西山军民的粮食和弹药越来越少，一些意志薄弱者动摇了。

与此同时，韦拔群则拖着病体，在高山密林中转战。1932年10月18日，韦拔群带着警卫员和政委陈洪涛共同研究下一步的斗争和部署。

韦帛听闻敌人花重金收买韦拔群的人头，顿时间生出了杀心。他诡称自己下山找点吃的，来到山下和敌人进行联络。

等到天色渐暗，韦帛回到洞中，陈洪涛已经离开，警卫员因饥饿不堪，在洞口睡着了。韦拔群由于劳累过度、重病缠身，也已经入睡，

韦帛见见有机可乘，便朝着韦拔群开了一枪。就这样，韦拔群倒在了血泊中，生命定格在这一刻。

就在韦拔群牺牲后的不久，陈洪涛也被叛徒出卖，在百色壮烈牺牲。右江人民擦干泪水，将英雄的遗体掩埋，继续投入到新的战斗中。

在东兰县书记黄举平和副师长黄松坚的领导下，率领战士们先后在黔桂边区、右江两岸与敌人斗争，将革命的星星之火一直燃烧到新中国成立。

当然，韦拔群这个优秀的杰出将领和右江人民的优秀儿子永远活在人民心中，而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也没有忘记他，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怀念。

1934年1月，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提议为韦拔群、蔡和森、恽代英、邓中夏、陈原道等牺牲的同志们默哀三分钟。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也一直非常怀念韦拔群。每次见到广西人，他都要谈到韦拔群。1955年，张云逸和覃应机、谢扶民来到广州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深情地说：“韦拔群是广州农讲所最好的学生。”

20世纪50年代，曾经在毛泽东身边从事警卫工作瑶族战士兰保华，趁着回家探亲的时候，按照毛泽东要求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呈上去。

当毛泽东在批改他的调查报告时，得知他的家乡都安靠近东兰时便问：“你知道吗，东兰有个革命先烈叫韦拔群。”

兰宝华回答：“报告主席，我听说过。”毛主席说：“东兰是个革命根据地，曾经韦拔群等人的就在这里领导人民闹革命，为革命牺牲”

1965年1月，毛泽东在广西南宁主持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召开期间，他对韦国清说：“韦拔群是个好同志，我曾经搞过农运，有些东西还是从韦拔群这里学来的。”

身为红七军、红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卓越领导人，邓小平对他更是充满了深深地怀念。1962年12月，为了纪念韦拔群牺牲三十周年特地题词。

邓小平

1981年12月10日，在纪念百色起义52周年，邓小平又在题词中写道：“纪念韦拔群、李明瑞等革命先烈，永垂不朽！”